“满十自述”：一种文学史现象的文本学观察
李成晴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集部文学与文献研究
[摘要] 在满十之年撰写“满十自述”诗，是近古文学史上一个基于“文学自觉”的接力撰作之现象；这一现象的历史动因，与金元肇始、明代蔚兴的“整寿”贺诗风气有关。从文本学层面切入“满十自述”诗，可发现其文本主要呈现为联章组诗或长篇古体；其文本形态存留了诗卷的印记；其文本书写则留心于以《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为中心的儒门“年谱”，将立伦纪事作为核心关切。“满十自述”诗对中古自叙传遗貌取神，借鉴了自叙传自幼及长的分节叙事、记大关节事、以史传笔法作自注等撰作传统，强化了自述诗的叙事性。通过对集部文献和文本所显现出来的“有意味”的文学史现象进行探究，可以观澜索源、观风察势，经由文本学路径进入“集部之学”。另外，学界所习知的梁启超《三十自述》、胡适《四十自述》等文本的生成，也因之可以得到一种溯源性解释。
[关键词] “满十自述”诗；文学史现象；文本；文本形态；自叙传
宋当涂郡斋刻本朱熹《论语集注》卷一
《论语·为政》云：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礼记·曲礼上》曰：
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
《庄子·盗跖》亦谓：
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
《论语》《礼记》一章“因自然次第以成文”，既是孔子及儒门后学在周礼的语境下对生命节点的概括，随着《论语》《礼记》的经典化，也涵摄了吾国吾民在满十之年的人生标的与生命忧思；《庄子》一段则将“有限之身”区隔为三个具有差序性质的整十之年。T. S.艾略特在论经典作品的“广涵性”时曾说：“经典作品必须在其形式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代表本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它将尽可能完美地表现这些情感，并且将会具有最为广泛的吸引力：在它自己的人民中间，它将听到来自各个阶层、各种境况的人们的反响。”信然，不同时代人对孔子自述生平、庄子讨论三寿的“反响”，确实不尽相同，在近古中国的表现则是满十之年的回顾与盘点，或形诸礼仪，或诉诸文字——形诸礼仪者，往往承续金元以来的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传统，于四十之后的满十之年做整寿；诉诸文字者，则往往在满十之年撰写《四十自述》《五十自述》《六十自述》之类的“满十自述”诗，回首省思，以存心史。在通代文学的视域下观察近古中国“满十自述”诗的文本生成，可以发现，这类诗作已经联动、聚合成为一个长时段中因风成俗的文学史现象。下文拟从文本学方法切入，观察“满十自述”诗在文本、文本形态和文本书写模式层面的型塑与嬗递。
一、作为文学史现象的“满十自述”诗
在明清两代的诗歌史上，存在着一种满十之年撰作“满十自述”诗的风气，如明人许谷《八十自述》四首、杨廉《五十自述》五首以及清人赵翼三组组诗《六十自述》《七十自述》《八十自寿》和毕沅《四十生朝自述三首》等。据不完全统计，已得作者逾百人、作品近千首，显然汇聚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文学史现象”，是因为其并非某一位个体士人的意兴偶会，而是在明清两代的文学活动中显现出了与诗人满十之年有关的系列交游风气、礼仪与文本模式，甚至流传域外，远播东瀛。
明嘉靖刻本许谷《许太常归田稿》卷九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刻本赵翼《瓯北集》卷三十
清嘉庆经训堂刻本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二四
这一“满十自述”诗现象，有着基于“文学自觉”的多重表现。其一，诗人有意识地在人生的多个满十之年撰作自述诗，比如赵翼《瓯北集》先后有《六十自述》《七十自述》《八十自寿》，董沛《六一山房诗集》中也有《三十自述》《四十自述》《五十自述》。也有诗人会在某次撰写“满十自述”诗时步和原韵，如史梦兰《六十自述用四十自述韵》、金和《六十自述用五十自述元韵》——在诗题中明确标识十年一自述的延续性，恰恰也证明“满十自述”诗书写传统的深入人心。其二，“满十自述”诗写成后，诗人往往会寄与友人“索和”，比如上揭赵翼撰成《六十自述》后，便邀约唱和，传世如金兆燕便有《赵瓯北以六十自述诗索和次韵应之八首》。其三，“满十自述”诗往往祖孙、父子相继，且诗作具有互文性。金武祥之先祖“一士先生”作《七十自述》诗两首，第一首尾联曰“间与儿孙述彝训，愿他聪听更何祈”；后来金武祥之父当七十之龄，亦作《七十自述》诗两首，第一首尾联曰“读书为善承彝训，说与儿孙好自谋”，“承彝训”三字显然是对金一士《七十自述》“述彝训”的互文。其四，诗人对于“满十自述”诗的撰作风气，有着预流其间的主动性。清张应昌曾撰《寿陈讱庵六十即和自述原韵四首》；当六十生辰时，张氏也自作《六十生辰自述六十韵》。综合各种文献，可谂知满十之年作自述诗，已经成为明清时期一种“自觉”且近似礼仪程式的做法。
这种“满十自述”诗的“文学自觉”，在前代是不存在的。在唐宋诗人那里，尽管多有以《某某生日》《自述》《自序》《自叙》为诗题之例，然皆非专为满十之年而作。终宋之世，偶见北宋魏野《四十自咏》五律一首，感叹“闲心虽不动，记性觉潜衰”；苏辙《丁亥生日》作于六十九岁，诗中明言“来年今日中，正行七十程”；到了次年七十岁，苏辙又作《生日》诗谓“扶杖今年见国人，悬弧早岁忆兹晨”，蘗萌了在满十整生之年加以总结的意识。到了南宋，也仅有洪咨夔《戊子新元老人七十有诗自述敬和》、王迈《四十自寿》、陈著《次韵黄子羽七十自叹》，零星出现，未成气候。况且诸人曰“自寿”“自叹”，尚未一致性地以《某十自述》为题，反过来恰证明当时还没有在文本和文化心理层面形成在整生之年撰作“满十自述”诗的风气。当然，在宋人集中，已多见并非满十整生的生日感怀诗，可以和前揭满十之年的偶发题咏一道，看作是明清“满十自述”诗的前身。
夷考明清“满十自述”诗现象的历史动因，实与金元肇始、明代蔚兴的“整寿”贺诗风气有关。关于中国古代的生日礼俗，赵彦卫、顾炎武等均有考论，皆谓魏晋之前无庆生日之礼，“此礼起于齐、梁之间。逮唐、宋以后，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崇饰。此日开筵召客，赋诗称寿”。在唐代，偶有随机的诗文撰作与生日有关，比如杜甫《宗武生日》、李郢《为妻作生日寄意》、戴叔伦《少女生日感怀》等，但尚未形成祝寿诗、自寿诗之风气。宋代文教大兴，上层有寿圣诗而士民阶层则普遍喜作祝寿诗词，而“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以及理学对封建道德的规范和强化，是祝寿诗特别是寿亲诗在宋代得以发展繁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自寿诗在宋代也蔚为大国，与近乎“谄词呓语”的祝寿诗相比，自寿之作，往往更为冷静且真诚，成为士人书怀的一种文本载体。不过，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生辰祝寿和满十整生之祝寿有着泛化与精准之别。满十整生之寿庆，在两宋仅见宋廷之礼，而士人之礼则史料阙载，似此风气未下沉至士林；而与宋对峙的金元，则文献可征。
宋刻本杜甫《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卷三一
考南宋遗民牟巘有诗题曰：
吾五十年间未尝一杯自寿汝曹所知者今乃力营甘旨为七帙庆事出创见欲深避去复不可使汝曹他日懊恨亦如吾者小诗答渠勤意丙申正月十五示诸儿。
间吴兴嘉业堂本牟巘《陵阳集》卷四
“丙申”当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牟巘“宋亡不仕，归卧苕溪上”，效法陶渊明，不书年号。诗题中称“为七秩庆”为“事出创见”，颇堪留意。这恰证明，在南宋末及入元初期的临安地区，社会上还没有形成整十之年大办寿庆的风气；退一步推证，则可说这种风气在临安地区由宋入元后才刚刚兴起，所以牟巘才会说“事出创见”。有意思的是，北地金人文献中，反而较早地出现了整十庆寿且连带求诗贺诗的文献记载。例如，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有《张清献公庆八十寿》《庆学士叔献七十寿二首》，刘祁《归潜志》亦谓“高丞相岩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庆七十，会乡里交旧，且求作诗文，时先子以新罢御史，避嫌不赴。余方弱冠，为作诗，以公颇负谤，且劝其退休也”。赵秉文卒于金正大九年（1232），而高岩夫庆七十于金元光二年（1223），皆早于牟巘入元后之“七秩庆”。到了元代，整十庆寿贺诗之风气更盛，吴澄《赵氏庆寿诗序》曰：“广平赵庆甫，昔为转运司属官。庆其父八十，乡贵马尚书德昌以诗为倡，中朝硕彦、当代名流莫不有诗，一时荣之。距今三十五六年矣，而庆甫又八十，寿且康强。行御史台宣使礼，其孙也，寿其大父如昔庆甫之寿其父……礼也将裒诸公庆寿诗为一卷，予为之序云。”可以窥见整十庆寿风气下的家族、士林、诗卷之互动。元集可考者如胡祗遹、王恽、滕安上、刘因、吴澄、同恕、虞集、黄溍、张雨、许有壬、成廷珪、王沂、宋褧、吕彦贞、王逢诸人别集中，皆载录整十庆寿之贺诗，且由吴澄《赵氏庆寿诗序（年八十）》、同恕《李承直八十寿诗序》、虞集《两尹先生八十寿诗序》可以推知，在元代将整十庆寿的贺诗编为卷轴，已经是颇习见的做法了。并且，与整十庆寿贺诗之风相因应，元人会在此礼仪环节自作寿诗。不过，元人的自寿诗通常会制题曰《某十自寿》，而非《某十自述》，一字之别，大有攸关。《某十自寿》通常为七律，其文本书写仍不脱宋代生日诗的七律感怀抒情之程式，还未发展演进为明清“满十自述”诗联章组诗或古体长篇下的自叙传书写。总结而言，明清“满十自述”诗的文化渊源，其远传统有《论语》《礼记》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广涵性”影响，其近传统则可以追溯到金元王朝的社会风习。
到了明代，礼俗承元而来，然整十庆寿贺诗之风从明初至成化、弘治间，尚未引人瞩目，但“从嘉靖年间开始”，祝寿之风盛行，寿诗之外，寿序名家亦大量涌现，如归有光、王世贞、陈继儒等。何诗海在论撰中考得罗洪先《谢却渊友祝年》曰：
今世风俗，凡男妇稍有可资，逢四、五十谓之“满十”，则多援显贵礼际以侈大之。为之交游、亲友者，亦皆曰：“某将满十，不可无仪也。”则又醵金以为之寿，至乞言于名家。与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过为文饰以传之，而其名益张。凡此皆数十年以来所甚重，数十年以前无有是也。
又明万历间张采《王敬之寿序》也称“老友王敬之年六十，同侪上寿，介余言举觞。余惟近世五十已上，凡满十之年，多令文士借显贵名作谀语”。准前所考，我们可以按断，罗洪先对明嘉靖以降的“满十”寿礼的记述是颇真切的，但他所谓“凡此皆数十年以来所甚重，数十年以前无有是也”却不准确，盖“满十”寿礼从金元到明代，有着流风绵绵的嬗递脉络，并非在明嘉靖、万历间忽然兴起。既然礼俗上要过整十寿辰，加之“整寿”贺诗已成传统，且在文献层面会编次贺寿诗卷，那么作为整十寿辰当事人的诗人而言，处在这样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自然不能无感，而是会特地撰写诗作，以因应整十贺寿的风气，如方回便有《丙申生日七十自赋二首》，至明代则逐渐沉淀出“满十自述”诗稳定的诗题和文本。在满十之年作诗自述不仅应景，且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对人生进行冷静地盘点与反思，更可为称觞贺寿之客提供可以唱和的文本。至于同样是在寿礼中衍生的文本，寿诗、寿序逐渐被指为“谄词呓语”，而“满十自述”诗则不但罕有指摘者，反而作者日众，其内在理路或是“满十自述”诗“自”的属性，述往事、思来者，内省沉思，一发于诚，自然动人，也具有更多的“纯文学”意味。
二、文本与文本形态
如上节曾涉及，“自述”也称曰“自叙”“自序”，于是也就赋予了“满十自述”诗天然的具有纪事特点的“自叙传”属性。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想充分而尽兴地自述生平，对诗歌篇体的选择不外乎两种：一，短篇近体，构成联章组诗，一诗一事；二，长篇古体，本末原委，曲折叙事。通观明清“满十自述”诗，有一小部分诗作仍沿承宋元生日诗一般的七律感怀，而大部分“满十自述”诗则有着强规律性、高辨识度的文本，这不仅体现在文本内部的篇章结撰，也体现在文本外部的排布体例，具体包括自述诗与唱和诗的互文式并载、自述诗文本在物质性载体上的诗卷特征以及自述诗文本在诗人别集中的编次诸层面。
联章组诗体的“满十自述”诗，特点是每首集中于一个主题，各首分咏，联为整体则构成复调与重奏。当然，既是联章，很自然会带上《诗经》联章体的印记。清赵怀玉《七十自述八章章二十句》、姚燮《淮阴舟中四十初度自述得四言八章》，便属于结构严整的《诗经》体联章组诗。诗题中“八章章二十句”“四言八章”，模仿《诗经》每诗之末的章句说明；尤其姚燮诗整体为四言句，更是明显步趋《诗经》句法。胡震亨曾论及联章组诗的特点是“一题数首不尽”。在篇体一致的基础上，各首作品之间还会通过序引、关键词、复调句的穿针引线，将意脉勾连成一个整体——明清“满十自述”诗也有着这一特点。作为联章组诗的起首，“满十自述”诗第一首往往承担序引的文本功能。如果尝试为每首诗各撮拟主题，则观感最为明显。明杨廉《五十自述》五首：序引、忆亲、明志、椿庭、学道；清吴锡麒《六十生日自述七首》：序引、家世祖德、母德及辞官归养、不羁禀性、妻贤、仲弟手足之情、老境；清魏燮均《五十初度自述十首》：序引、门庭衰谢、贫寒、卜兆、幕游、幽居、交游、老境、乱世、颐养。
清道光刻本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卷三二
清刻本吴锡麒《有正味斋诗集》卷十六
之所以说组诗第一首往往是序引，除了从主题上判断外，第一首的文本字句通常也有所揭示。董沛《五十自述》组诗有十二首，第一首尾联便明确地说“半生艰苦事，历历写诗篇”；魏燮均《五十初度自述十首》其一尾联亦曰“太息浮生浑若梦，不堪回首历追思”。一个相同的“历”字，皆指向了下文联章组诗对生平往事的记述。另如沈赤然《六十初度自述》八首，第一首尾联曰“从头默数平生事，说与儿曹记不全”，“数”字与“历”字功能恰属相当。
在复调勾连方面，清人姚燮的《淮阴舟中四十初度自述得四言八章》最为典型。该组诗第一首结句“抚年自伤”，第二首起句即曰“抚年云迈”；第二首结句“兕犀可刃，曷为太阿。麋鹿可隶，曷为涧薖”，第三、四首起句即曰“曷为太阿”“曷为涧薖”；第四首有句“鸟寄于木”，第五首起句即曰“雏乌失依”——处处皆见出对于《诗经》章句勾连的摹拟。又清季孙家谷奉诏入都，留别武林，曾出示《六十自述》诗十二章，“分赠各绅并索和章”，诸人读后，评曰“一往情深，回环不已”。“回环不已”一语，正是对具有联章自述诗“互文性”效果的精准概括。
清道光姚氏刻大梅山馆集本姚燮《复庄诗问》卷二八
至于长篇古体“满十自述”诗，明王伯稠《六十自述鄙怀》即已采用此体，五言34句，其特点是意脉连贯，纪事完足，既能够充分地呈现诗人自身及家世的大关节，也可以畅达地发抒情怀。清罗汝怀《题念翁自述一百六十韵诗册》谓“龙马精神海鹤姿（自注：借用成语），滔滔百韵不逾时”，便是注意到了念翁自述诗“一百六十韵”的“滔滔”气韵。清金堡《题史露生自述诗后》曰：“露生有诗，自述六十年事，凡数百言，轗轲历落，人所不堪。”则是关注到史露生对自己一生坎坷参差经历委曲细致的记述，令人知悉始末，从而产生共情。
进而言之，最能廓充“满十自述”诗文本篇幅的体式，即是联章组诗与长篇古体兼用，比如毕沅《四十生朝自述三首》，每首皆是整整四百字的五言古诗。不过，联章组诗与长篇古体的结合，终究仍是诗歌正文本层面的廓充，作为正文本的诗句，要保持齐整与韵律，在承载自述诗的叙事属性之时，实际并不像收放自如的散文那样显豁与明澈，这就需要一种更具叙事性文本的参与，那就是自注。诗人通过诗句下的小字自注，最大程度地记述生平行止和家世旧闻，与诗歌正文本形成了自足的“诗史互证”。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见于邓显鹤《沅湘耆旧集》，邓氏于张眉大之小传后附注曰：
按先生有《七十自述》百韵，中有“除妖项羽廨”之句，自注云：“开建县署多凶，前令五官，相继而死。白日见大石从空而坠，莫知何来，历年无人住署，假书院治事。余为文祭之，即于署侧一路坠石而去，自此居之无虞，故以吴兴项羽据厅为比。”
百韵长诗尚不能尽，还需要于句下撰写长段自注。至此，自述诗文本的篇章体式可以说已经廓充到了极致。至于纪事性自注的功能和必要性，下文还会专门探讨。
以上讨论了“满十自述”诗内部的文本，接下来还需要考虑“满十自述”诗与周边副文本的文本形态问题，这包括自述诗和其他诗歌文本的关系，以及自述诗在别集中的编次。明清时期的诗人别集大都编年排布，自述诗循着时间的秩序被编入别集，与之前之后的诗作相比都保持很强的性。不过，自述诗本身的另一文本特性，又使得其在别集中往往高挑挺出，容易被关注到，这个文本特性即是它与并载的唱和诗一起，存留了诗卷的印记。
“满十自述”诗本质上是非常个人化甚至具有隐私性的写作，而它同时又是特别渴求知音读者的文本。自述诗完成后，通行的风气是出示戚友“索和”，先例可溯源至前揭宋人洪咨夔《戊子新元老人七十有诗自述敬和》。明欧大任《许奉常见示八十自述四首次韵奉寿》、明帅机《和许石翁先生七十自述四首》，可证至明代，围绕“满十自述”诗进行唱和，已经成为诗歌文本撰作一个近乎必备的环节。就自述诗唱和这类文学活动的发生场景而言，尽管偶有撰于宴席之间的例子，但大部分仍是异时异地的追和，然后邮寄给诗人，从而接裱为诗卷，这从许多唱和之作的诗题用“寄和”二字便可觇见。唱和之作出于礼仪，大都与诗人自述诗篇幅相当，来者长篇则和以长篇，来者联章则和以联章，比如赵怀玉回应卢文弨之自述诗，即为七言长篇，共420字。再进者，考虑到明清时期诗都身处于层层叠叠的社交网络之中，我们可发现唱和诗的文本生成有时并非“诗人自述诗−戚友唱和诗”这样两点一线，而是呈现出网状延展，比如明程嘉燧诗题《履之四十自序诗十二韵受之首和之兼以见示勉步来韵》，便可证钱谦益在完成钱谦贞《四十自序》和诗之后，将原作、和诗出示于程嘉燧，然后才有了程氏的“勉步来韵”。
回归历史现场，诗人的“满十自述”诗以及诸家唱和之作是如何在实物文献中保存的呢？那就是唱和诗卷或诗册。诗卷引首者，自然应当是诗人的“满十自述”诗墨迹，当然，有时也会先裱入诗人在满十之年绘制的肖像。赵怀玉《六十初度自述》有张云璈《次韵》，第四首言“白傅屏风聊复尔，放翁团扇未嫌痴”“他年相对图重展，莫忘抟沙小聚时”，用陆游“团扇家家画放翁”典，可推测赵怀玉六十生辰时诗卷前有画像，其后方才装裱赵氏自述诗以及他人的唱和诗。这样的自述诗卷，因留存了诸家墨迹，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书艺价值。赵怀玉《顾洞阳副使七十自述及酬答诗卷跋》谓：“顷洞阳先生十世孙翃，以先生《七十自述》及酬答诸君诗见示，书既深得晋贤笔法，诗亦戛戛独造。”在赵怀玉的潜意识中，他先留意到的居然是诸家之书法，然后才是诗歌的造诣。不过，“满十自述”诗卷既然属于实物文献，那么这类诗卷自然也具有孤本属性，一旦遭遇兵燹水火，则非但手泽不保，自述诗文本也可能无从追补。金武祥尝记：“咸丰壬子七月，先祖一士先生七十寿辰，有《自述》诗云……一时和者甚多，乱后均不存矣。”便记述了金一士自述诗卷的罹乱命运。为了对抗这种孤本易亡的风险，清人也有模勒刻石之例，但毕竟只是制作了物质载体不同的另一份孤本，而更为稳妥的传世方式自然还是编入诗人别集，通过传抄或版刻，方能化身百千，流布遐迩。自述诗卷入集时，在文本层面会发生系统地调整，一个具有共通性的规律即是多样的手书文本被版刻行格“一律化”，而和诗也遵从历来文集的“并载”，全篇文本低一格或两格呈现。就清集而言，典型者如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卷二二收《六十初度自述》六首，其后并载张云璈、洪梧、左辅、欧阳炘、蒋承曾五人之《次韵》，皆为六首。综合而言，明清“满十自述”诗与周边副文本如像、赞、唱和诗、题跋合编，构成具有相对性的文本集群，是明清诗卷整体入集后颇具特异性的文本形态。
三、儒门“年谱”
明清时期，在儒学思想的煦育下，诗都认同，人生天地之间，敦伦尽分的大事，不过二三件而已；也正是这些儒门大事，构成了明清诗人“满十自述”诗的书写母题。周勋懋七十自述诗有句“读圣贤书思所学，立伦纪事始成名”。“读圣贤书”，自然不止是纸上功夫，更需要以自己的生命与经典文句相印证，进而见诸行事，也就是下联所谓“立伦纪事”。对明清士大夫而言，“读圣贤书”，首推《论语》；“伦纪”之事，则首在齐家，举凡述祖德、振家声，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父母、妻儿、兄弟姐妹诸般“纲常所系”者，亦皆当担荷责任。因此，可以综括明清“满十自述”诗的书写向度，首要是回应以《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为中心的儒门“年谱”，进而留心于儒门“年谱”的核心关切：“立伦纪事”。这一向度，既是对明清“满十自述”诗通览后的归纳提取，也是诗人以儒立身逻辑的自然推衍。
首先看明清诗人对于儒门“年谱”的回应。所谓儒门“年谱”，实际就是本文开篇所引《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章，这一点在明清学者那里已有共识。明胡直《孔征上》曰：“孔子自名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于‘七十从心所欲不逾距’，此则自谱其年者，为独真也。”章潢《图书编》“志学”条所见略同：“孔子之学何学乎？观其由十五以至七十，自述志学、而立、不惑、知命、耳顺、不逾矩，若后世年谱然。”清末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也说“后世之年谱，即用此体”。这一份儒门“年谱”，“概述了在时间之流中生命价值实现的动态过程”，深刻地塑造了历代士人对自己生命历程大关节的预期。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每十年就要有一番自我的总结与省思？宋儒张栻的解释是“必积十年而一进者，成章而后达也”。明刘宇记曾祖南谷文靖公、叔祖朴庵提刑“皆有日记，凡十年作一帙。……限以十年，所以推一期进德与否也”。“一进”“一期”，皆透露出求整求齐的观念。至于为什么满十之年要有诗文以存印记，清人黎元宽的解释是一可以知行年之所至，故满十为袠，袠必函文；二可以记合离聚散之时。
细绎明清时期的“满十自述”诗，可以发现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诗人，他们在考虑满十之年自述诗的书写时，最想回应的仍是以《论语》为中心的孔门故实，尤其是前揭《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自述的儒门“年谱”。另需明确的是，《论语》中以满十之年为人生关节者，并非仅有《论语·为政》一处，另如：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
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阳货》）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明清“满十自述”诗在印证儒门“年谱”时，会更多地将笔墨聚焦于四十、五十这两个满十之年。四十岁是“不惑”之年，也是“无闻不足畏”之年，同时也是《礼记·曲礼上》所谓“强仕”之年，甚至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撰写《忏悔录》时也曾说“人当四十是最好的写自传的时候”。因此，趁着四十之年已经事业有所成就，而记忆力上又不至于开始昏瞀遗忘，最是适合撰写“四十自述”的年纪。明许谷《四十初度自述》尾联“四十无闻空忝窃，敢云闲署老冯唐”，清毕沅《四十生朝自述三首》其一“双丸恣跳掷，四十嗟无闻”，皆用《论语》“四十无闻”典。至于五十岁，《论语》载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又说五十“无闻不足畏”，而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在古人看来，大衍之数五十，五十岁是半百之年，又是“孔子学易之岁，伯玉知非之年”，故而最有特殊的纪念意义。职是之故，他们在进行自述诗撰作时，会将笔触集聚于这两处故实：明杨廉《五十自述》“谅是无闻无足畏，宣尼明训抱惭多”，清周之方《六十自述》“所嗟役役空老大，四十五十今无闻”，皆用《论语》“无闻不足畏”之典。用第二处故实者如清人赵怀玉《五十初度自述》其一“历历前非岂尽知”，李星沅《五十初度自述》其四“蘧非内省及兹辰”，李嘉乐《五十自述》其二“竟负二三同志望，忽成四十九年非”，樊增祥《五十自述》其一“遂过伯玉知非日”，皆用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典。
至于六十、七十这两个满十之年，则更容易让人心生总结回顾之感。六十岁因其为一甲子，更具有特殊性，因此诗人自述诗的文本多聚焦于“六甲推移一度圆”“甲周身健沐天和”，而不再用“耳顺”之典。七十岁则不同，《论语》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本身即带有晚景闲淡自由的意味，因此自述诗文本也每每回应，如明蓝仁《用韵自述》“生年七十又周余，万事从心不校渠”，清与宏《七十自述》“无求于世原难得，所欲从心岂易期”，皆是其证。
如果说儒门“年谱”是总纲，那么对于“立伦纪事”的践行与省思，则属于对总纲的知行合一。清代学者毕沅有《四十生朝自述三首》，皆系五言长篇，总计1200字，实为清代文学史上久被忽视的佳作。在第三首之末，毕沅自述余生心愿是：“粗酬家国事，逝欲皈空王。”这两句诗揭示出了明清诗人甚至历代士人所同具的典型心理结构，那便是宗常的责任感和山林隐逸的出世心互相交织。他们的应对也大体一致：先“酬家国事”，等自己家事已了、官任已满，便返乡归隐，膏肓泉石于山野之间。在家事方面，“满十自述”诗主要有三个层级的文本书写：第一层述祖德、传家训、追怀父严母慈；第二层记妻贤；第三层则心念弟妹、儿女之婚嫁问题。晚辈婚嫁之事的完毕，具有某种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之后，诗人便可以回归到自我志趣的追求之中，或者说，他们又接续起了另一传统，那就是《高士传》中向平的“嫁娶既毕，敕断家事”，或如桑调元《弢甫五岳集》集首之序所说“夫毕婚嫁，则家累不撄心，斯可以发游兴”。循此眼光，我们可以发现，“满十自述”诗对余生的安顿，有一个书写规律，可以概括为“结句出尘”：尚未致仕者或书写宦途的羁绊，或预订偕隐之盟，已经还乡者则径直在“满十自述”诗中刻画“投老尚江湖”的归处：
他日故人访我处，青山黄叶老头陀。（尤侗《丁巳春朝六十自叙五叠前韵四首》）
瓣香自爇无他祝，小筑林亭早闭关。（赵怀玉《五十初度自述》）
四、“历叙平生事”：“满十自述”诗的自叙传属性
论者或谓明清的“满十自述”诗并无甚典型性，因为宋元时期早已有了在生辰写诗自述的案例。此论不然。夷考宋元以“自述”“自序”“自叙”为诗题的诗歌以及明清以“某十初度”为诗题的诗歌，可发现100余首诗作大抵是律绝近体，从文本书写来看则偏重述怀言志，基本不会像明清“满十自述”诗那样以叙事的方式去记录涉及个人生平及生命历程中的大关节。从另一层面看，宋人这样的自述诗写作，似是尊重了诗歌“抒情性”的本位，而明清“满十自述”诗，则转向了以诗自传的维度。通过这样的观澜索源，我们也才能在比较中确认明清“满十自述”诗的独特性——叙传。
在史书传记（他传）序列之外，中古时期有着另一自传文的撰作传统，那便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开启的“自叙传”传统。回溯《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曾引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句话为司马迁以降的士人“自叙传”树立了标杆。在“盖棺论定”的文化心理影响下，士人生前往往并无他人为作传记，但在许多场合，比如为自己的著作、文集作序，士人便只能去撰写“自叙传”。与明清“满十自述”诗一样，“自叙传”在中古时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传世至今者尚有二十余篇。随着中古子书的衰微以及唐代以降序传类文体的演进，一人之生平，身后有他人为作行状、碑传、墓志、别传、诔挽，“自叙传”这种附丽于“一家之言”式著作之后的文体形式便在文学史上趋于消隐。不过，“自叙传”之消隐并不意味着士人已经不需要“自序”“自传”，相反，自述平生一直是士人内心中用以对抗时间流逝的文字堡垒。因此，我们在明清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一源二流的文学史现象：一方面，模拟中古“自叙传”的文章零星间出，不绝如线；另一方面，“满十自述”诗具有明显的叙事性，一定程度上承荷了自叙传的功能，甚且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以诗为传”。
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明清时期，“满十自述”诗被赋予的首要功能正是与“抒情性”相对的“叙事性”。诗当然是可以叙事的，《诗经》所存诗篇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西周早期以前，诗篇便以纪事叙史为主，采用“赋”法；后世也每有诗为诗史、“借诗以存史”之论，而杜甫所垂范的“诗史”传统，可以说笼罩着宋元明清全部的叙事体诗作。具体到“满十自述”诗上，我们又可以发现，正因为诗具备一定的纪事叙史功能，这使得以诗这一文类承担“满十自述”的叙事需求成为可能；又因为诗在纪事叙史功能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天然缺陷，诗句本身有时又无法委曲周详、精细准确地叙事，因此又不得不引进更为直接的叙事文本体式，那就是诗句下的小字自注。
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是，明清“满十自述”诗在文本行布上，一直在“尊体”的前提下努力地对自叙传文体加以模拟借鉴，密推细察，颇见印记。这种借鉴，第一层就表现在通过以时间先后为序的联章组诗或长篇古体的板块充抵自叙传自幼及长的分节叙事。诸多自述诗都自然地遵循了自少至老的生命周期，以各个人生阶段的关键词为诗句书写的支点，比如吴锡麒《七十自述八首》其二：
六龄就外傅，十五知词章。游心翰墨林，奋志冠盖场。浩荡回前路，激发由中肠。三十入承明，委身事圣皇。粗完诗书业，窃何日月光。肃肃校礼闱，訚訚侍书房……自从乞养归，日见草木长。幸沐天地恩，幸毕松楸藏。盈门满春水，过眼余斜阳。君亲两无报，徒彷徨。
书写支点为六龄、十五、三十、乞养。当然，有的诗人就会将这样密集的人生经历析分到联章组诗中去更为详尽地记述，比如董沛《五十自述》分别写缘起、少年多病、先慈、仲弟、悼亡、怀友、知己、从军、兵燹、著书、及第、称觞。细读文本便可发现，每一首诗所记述的，并非如宋元“自序”诗一般仅有虚空的感慨，而是移步换景，皆存录明确的事实——其三述先慈，尾联“乡书传特行，一读一酸辛”下自注曰：“先慈以义行特传《鄞志》。”其七述知己，特意记述徐柳泉临终以子相托之事，“可怜垂死语，郑重托诸郎”。联章读来，实际就是董沛的自叙传。无论是联章组诗还是长篇古体，这类“满十自述”诗的结撰模式都是一致的“历叙平生事”，与文言的自叙传只不过文体形式不同而已。
借鉴的第二层表现为记大关节事（个人行事、与个人有关的国事），且首尾完足。例如，郑观应在《五十自述》中通过自注的形式记录下了醇贤亲王的两度重用：“冲怀独许郑当时（自注：醇亲王檄委坐沪采办神机营军械并侦探中外军情），奇谋至计遥相委。德律风传百里音，电杆线捷飞轮驶。二者均关军国谋，却召鄙人为佐理。功成又拟锡崇衔，仍执初心谢宠颁（自注：醇贤亲王委办德律风，及电线百里安设内城，拟奏锡藩司衔亦辞未受）”这于郑观应而言，自然是回顾生平不可不记的大转关。
借鉴的第三层表现，则是句下自注的史传笔法。例如，魏燮均《五十初度自述十首》其四讲到曾买地营屋，本来是为了养亲娱岁，但随着父母的去世，此地“新种松楸已满阡”。在诗句下，魏氏自注曰“咸丰元年先妣见背，四年先君又谢世，卜新兆于南山之陲”，明确记年记地，其实正是为了存留家史。在另外的自注中，诗人甚至会引入史传常见的经典化书写模式，比如陈沆《三十生日都门自述》“梦月是何祥”自注“母夫人梦月入怀而生沆”；李佐贤自述降生时“吉梦虚教夸凤子”，自注“余生时，母梦凤入怀中”。对以诗体形式呈现“自叙传”而言，诗下自注无疑是存录史实信息的重要文本。以张祥河《六十生朝自述》为例，诗句“曾述家声到紫宸”仅仅是模糊地记事，而诗句下的自注则清晰明确：“上垂问家世，以先文敏公曾任大司寇为对。”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不放弃诗歌文类与的前提下，为了尽可能地存留个人和家国之史事，诗人在“满十自述”诗中，会走向一种富有规律性的文本廓容现象，那就是一联诗句之下，各有自注以存本事。例如张祥河《六十生朝自述》第五首的颔联、颈联：
别墅新添松桷影（自注：新葺横云山先公祠宇），春池小继苜盘香（自注：先君两在太仓无为州学正，今三弟密斋亦以校官注选）。奇缘六逸归云早（自注：昨岁得《泖东六逸图》，有香光书跋），胜景三峰抱水长（自注：横云山庄在小昆山、小赤壁之间）。
清道光刻光绪增修本张祥河《小重山房诗词全集·诗舲诗续》卷二
最极端者如张应昌《七十感怀自述》组诗八首，多联之下密布自注。这类细密的自注，颇具“喧宾夺主”之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改变了诗句的性质，使作为正文本的诗句本身变得“符号化”，宛如类书中的大字纲目——读者可能更关注小字自注的自传叙事，而不再关心大字诗句的诗艺究竟何如。
更有时候，诗人会在“满十自述”诗中将上述三个层次予以整合；这样的整合，也寓示着“满十自述”诗的文本已经发展到充分成熟的阶段。樊增祥《五十自述》有十八首，主题分别是序引、家教、入幕、不遇、赠妻、交游、计车、坊局、谒选、量移、解职、还都、入关、再权京兆、解印、战事、晚境、吟自寿诗。这一组诗已经将樊氏生平大关节写尽，也为后来的《六十自述》留出了发挥空间。到了樊增祥撰写《六十自述》十二首的时候，主要以自身亲历的庚子事变为中心，涉及“戊庚妖乱”“西幸金舆”“白衣李泌”“慈宁宫诏”“新政提绮”“金币和戎”“量移浙西”“自浙入秦”“重临关辅”等主题。樊氏既以诗句存国史，又以细密的自注存“我史”，记述了自己在戊戌、庚子前后的作为，例如“黄蜡十丸犹北寄”句下自注：“拳董变起，先后上府主四十余笺。出京后，犹屡书启事。”“封椿百万皆新帑，取办崇朝众不知”句下自注：“余两为布政藩库，岁增的款百余万。”诗、注互证，建构了一份个人同家国浮沉与共的“自叙传”。也正是有见于“满十自述”诗的叙事性，明清时人会将其作为诗人传记（方志、别传）的重要史料来源。方志如清光绪《永嘉县志》，于陈遇春的小传后便标识“《七十自序》《采访册》”。别传如清毕沅的《四十生朝自述三首》因自述身世、家史的丰富内容，为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所屡次征引。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在为严光禄作小传时也着重强调，“其平生事实，略见于《五十自述》诗及其门人孙贯中挽诗”。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古时期的“自叙传”文章传统在宋元以后渐归消隐，但在士人的认知里，他们很清楚中古“自叙传”文章在明清有了新的替代性文类，那就是“自述”诗，尤其是“满十自述”诗，所以他们才会不自觉地在行文中用“自序（叙）”代指“自述”：
履之四十自序诗十二韵受之首和之兼以见示勉步来韵（程嘉燧诗题）
浅黛浓青荫玉除。自注：见君自序（方濬颐《题叔起南漘楛语次五十自述韵》）
五、余 论
到了晚清时期，“满十自述”的文学史现象又有新变，那就是涌现出了一批“满十自述”的专文或专书，如谭嗣同《三十自述》、梁启超《三十自述》、邹崖《邹崖六十自述》、穆湘玥《藕初五十自述》、陆宗舆《五十自述记》、胡适《四十自述》、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藏园居士七十自述》、谢持《天风澥涛馆六十自述》、牟宗三《五十自述》等，其中尤以胡适《四十自述》影响最为深远，甚且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自传从传统史学传记向现代文学传记过渡的一部作品”。纵观学界有关胡适《四十自述》的研究，大抵着眼于白话文传记文学之于中国传统史学传记的因革，例如梁实秋在为胡适《四十自述》写书评时，只是将《四十自述》置于西方传记文学入华的风气中予以定位，认为“在已出的几种传记之中，胡先生的《四十自述》无疑的是要占一个重要地位的”；但对《四十自述》背后潜隐的古典传统，梁氏仅泛泛提及“史书里的列传”，并未有过多的论列。基于前文的考论，回溯通代文学史脉络，我们可以确认，将“满十自述”专书推源于传统史学传记，尽管不能算错，但也仅仅是肤廓之论。中古以降的子书自叙传以及明清大量的“满十自述”诗提示我们：时期的“满十自述”类专书，实际融汇并继承了古典时代多重的文学史传统。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胡适《四十自述》封面
胡适《四十自述》手稿
只要给予时间与宽容，诗文墨渖会在文士的笔下自由流淌，并从容衍生出多样的“现象”，进而形成与文学活动有关的风气以及文学史传统。“满十自述”诗，一方面自然是对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的遥远回响，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种基于风气与传统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诚如丹纳所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在这条路径上行走的古典诗人，可能明知自己的“满十自述”诗无法进入经典的行列，但他可能同时并不在意——对他来说，能依托自述诗文本去预流“满十自述”的文学活动，便是这一首或一组诗的终极使命。如古语所谓“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一种文学活动风气和文学史现象的形成，需要有一定体量的“普通”作者与作品，宛如“浩荡游丝”一般，随风赋形。在这样的文学史现象里，即便诞生不出名家名篇，也不是攸关大局的事情，真正重要的是如此多的作者、作品汇聚合力，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疏浚出一条条脉络清晰的支流，汩汩不绝。至于学者的天职，便是观澜索源、观风察势，“发明”出某朵水花之下的水脉与暖凉。就比如，当打开胡适的《四十自述》，我们或许应在字里行间看到《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以及《太史公自序》的印记，看到中古“自叙传”与明清“满十自述”诗多重传统分流与交织的脉络。总之，对于“满十自述”诗之文学史传统的考察，在文体层面可以思考题材和体裁的碰撞，从而窥见文体在唐宋大备之后如何通过跨文类的晕染开出一条新路；在文本书写层面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赜文学文本的外在和内在义例，进而触摸到古典时代外显的观念言说和潜隐的文化心理；在观风察俗层面也是一种“寻找家园”，能够让处在当下的我们更熨帖地理解古人文学活动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进而为当下的某些不绝如缕的文化心理探寻历史的脉络和根基。
近年来，在古代文学领域，有学者敏锐地指出，面对宋代以降近古中国日常化、地域化、私人化而又巨量的非经典诗歌，当经典诗学无法有效解释时，我们该如何对待它们？在古典文献学领域，不止一位学者撰文探讨文献学研究所面临的范式革新之紧迫感，并试图结合海外书志学、书籍史理论重新观照文献学，从而激发问题意识。在笔者看来，由文学文献和文本所显现出来的“有意味”的文学史现象，可以作为问题意识生发的息壤；而通代视域，则可能开出超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其实是对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研究方法的融合——文学史现象，真实存在且需要给出解释；文本形态、衍变，更是传统校雠之学“考镜源流”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原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